近年来，以比特币、以太坊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及其“挖矿”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，其背后隐藏的能源浪费、金融风险、安全隐患等问题日益凸显，从我国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全部非法，到全球多国相继出台限制措施，“打击挖矿虚拟货币”已成为维护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和生态环境的全球共识，这一行动不仅是对技术异化的纠偏，更是对数字经济时代“正本清源”的必然要求。
挖矿虚拟货币的“原罪”：从技术狂热到社会风险
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本质是通过大量计算能力竞争记账权，以获得新币奖励的过程，这一机制的设计初衷虽旨在去中心化，但实践中却逐渐演变为一场资源消耗与风险积累的“失控游戏”。
其一，能源浪费触目惊心。 据剑桥大学研究数据，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超过挪威全国用电总量，相当于1.5亿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，高能耗背后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，与全球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背道而驰，在我国，早期“挖矿”活动曾导致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，甚至出现“工业用电让位于挖矿”的畸形现象，严重浪费国家能源资源。
其二，金融风险与监管真空。 虚拟货币价格剧烈波动，极易引发投机泡沫，2022年LUNA币、FTX交易所崩盘事件，导致全球投资者损失超千亿美元，凸显其“去中心化”外衣下的金融脆弱性，虚拟货币交易常被用于洗钱、
其三，技术安全与社会稳定隐患。 “挖矿”活动高度依赖算力，催生了“矿机黑产”“窃电挖矿”等违法犯罪行为，部分黑客甚至通过入侵个人电脑、服务器进行“恶意挖矿”，窃取系统资源，威胁网络安全，虚拟货币“造富神话”误导公众，尤其是青少年沉迷炒作，引发家庭纠纷和社会问题，冲击正常金融秩序。
全球协同治理：打击挖矿虚拟货币的国际实践
面对虚拟货币带来的多重挑战，全球各国已从观望转向主动治理，形成“分类监管、逐步收紧”的共识。
我国：率先明确立场，全面清理整顿。 2021年，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，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（包括挖矿、交易、兑换等）全部非法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相关业务，随后，内蒙古、四川等早期“挖矿”重镇开展专项整治，关停大量矿场，清退相关从业人员，有效遏制了挖矿活动的无序扩张，我国政策的核心逻辑是：虚拟货币并非真正货币，其炒作本质是“脱实向虚”的投机行为，必须与实体经济严格区分，维护国家货币主权和金融稳定。
欧美：强化监管框架，限制高风险活动。 美国证监会（SEC）将多数虚拟货币定义为“证券”，要求其发行和交易遵守证券法；欧盟通过《加密资产市场法案》（MiCA），建立统一的虚拟货币监管规则，要求交易平台履行反洗钱、客户尽职调查等义务，欧美国家普遍关注挖矿能耗问题，如欧盟拟禁止“能源效率低”的加密资产挖矿活动，美国纽约州叫停新的“挖矿”项目以保护环境。
发展中国家：警惕金融风险，保护本国经济。 部分发展中国家曾将虚拟货币视为“弯道超车”的机会，但近年来逐渐认识到其风险，如尼日利亚、印度等国禁止银行参与虚拟货币交易，防止资本外流和金融体系动荡；越南、印尼等国则加强对虚拟货币广告的监管，避免公众盲目跟风。
标本兼治：构建打击挖矿虚拟货币的长效机制
打击挖矿虚拟货币并非“一刀切”地否定技术，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，让技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，未来需从多维度发力，构建“疏堵结合、标本兼治”的长效治理体系。
第一，强化法律与监管协同，斩断非法链条。 需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，明确挖矿、交易、衍生品等各环节的法律责任，建立跨部门、跨区域的协同监管机制，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监测，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追踪非法资金流动，实现“技术反制技术”。
第二，推动算力资源优化，服务实体经济。 挖矿活动本质是算力竞争，我国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领域对算力需求旺盛，应引导现有算力资源从“挖矿”转向支持科研、医疗、工业等实体经济领域，例如将矿场改造为数据中心，为国家“东数西算”工程提供支撑，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。
第三，加强公众教育，破除“造富神话”。 通过官方媒体、社区宣传等渠道，普及虚拟货币的风险知识，揭露“高收益、零风险”的骗局，引导公众树立理性投资观念，尤其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，避免其沉迷虚拟货币炒作，影响学业和价值观形成。
第四，参与全球治理，贡献中国方案。 虚拟货币是全球性问题，需各国共同应对，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，推动建立虚拟货币跨境监管规则，分享在打击挖矿、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的经验，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生态安全。
虚拟货币的兴衰，本质是技术理性与商业狂热的博弈，打击挖矿虚拟货币，不是对创新的否定，而是对“科技向善”的坚守，唯有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通过法律监管、技术引导、公众教育、全球协同等多重手段，才能铲除虚拟货币滋生的土壤，让数字经济在健康、有序的轨道上服务社会进步,实现技术真正为人类福祉赋能的目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