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特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加密货币,其“挖矿”环节（通过高性能计算机运算争夺记账权并获得新币奖励的过程）一直是行业争议的焦点，比特币挖矿的合法性问题经历了从默许到严管、再到全面禁止的戏剧性转变，这一过程不仅折射出中国对虚拟货币监管的逻辑演变，也反映了能源安全、金融风险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多重考量。
中国比特币挖矿的“前世”：从默许到“灰色地带”
2013年前,中国对比特币挖矿并无明确禁止政策，彼时，电力资源丰富、电价低廉的地区（如四川、内蒙古、新疆）逐渐成为全球比特币挖矿的核心聚集地，矿工们利用丰水期的廉价水电，甚至通过“工业用电”变相享受优惠电价，形成庞大的“挖矿产业”，这一时期，比特币挖矿处于法律的“灰色地带”——既未被明确合法化，也未被视为违法活动，地方政府出于就业、税收等考量，往往采取默许态度。
随着比特币价格飙升,挖矿规模迅速扩张，其负面影响逐渐显现：一是大量电力资源被消耗，与“双碳”目标冲突；二是挖矿活动滋生“挖矿用电窃电”“虚拟货币交易洗钱”等违法违规行为；三是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引发局部金融风险，这些问题促使监管层逐步收紧政策。
政策转向：从“限制”到“全面禁止”的监管逻辑
早期限制（2013-2017年）：明确风险，禁止金融机构参与
2013年,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》，首次明确比特币“不是真正货币”，禁止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开展比特币相关业务，但并未直接禁止个人挖矿，这一政策将比特币定位为“特定的虚拟商品”，挖矿活动仍可继续，但金融属性被剥离。
整合清理（2018-2020年）：清退“挖矿”企业，强调合规
2018年,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《关于开展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整治活动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地摸排清退“挖矿”企业，禁止新建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，这一阶段，监管开始从“限制金融属性”转向“打击产业本身”，尤其针对以“挖矿”为主营业务的企业，要求其限期关停或整改。
全面禁止（2021年至今）：以“碳中和”与“金融安全”为由，彻底清退
2021年是比特币挖矿在中国的“转折点”，5月，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出“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，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”；随后，内蒙古、青海、四川等挖矿大省相继发布政策，全面关停虚拟货币“挖矿”项目，9月，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（下称《通知》），明确“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”，并指出“挖矿”活动“浪费能源、污染环境”“威胁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”。
《通知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对比特币挖矿的定性从“灰色地带”彻底转向“非法”：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境内开展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均属违规，电网企业不得为“挖矿”项目提供电力，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。
比特币挖矿“不合法”的核心原因
中国全面禁止比特币挖矿,并非单一因素驱动，而是基于能源安全、金融风险、产业政策等多维度考量的综合结果：
与“双碳”目标冲突，能源浪费严重
比特币挖矿是高耗能行业,剑桥大学研究显示，2021年全球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约1300亿千瓦时，超过挪威全国用电量，中国曾是全球挖矿中心，2020年算力占比达65%，大量挖矿项目集中在水电、火电丰富地区，不仅挤占民用、工业用电资源，还加剧碳排放（尤其火电挖矿），在“2030碳达峰、2060碳中和”目标下，清退高耗能的挖矿产业成为必然选择。
助长金融风险，扰乱经济秩序
比特币具有匿名性、跨境性特征，挖矿环节虽不直接涉及交易，但却是虚拟货币产业链的源头，监管层认为，挖矿的存续会滋生“上游挖矿-中游交易-下游洗钱”的完整非法链条，助长投机炒作、资本外流、非法集资等风险。《通知》明确将“挖矿”与“虚拟货币交易”一并列为非法金融活动，正是为了从源头切断风险传导。
与产业政策导向不符，阻碍资源优化配置
中国正推动数字经济、绿色能源等高质量发展产业，而比特币挖矿属于“资源消耗型”产业，无法产生实际社会价值，挖矿企业大量占用电力、土地等资源，却未创造就业、税收或技术溢出，与“科技自立自强”“绿色发展”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，清退挖矿，可将资源让位于芯片制造、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政策影响：全球挖矿格局重构与中国产业的“破”与“立”
中国全面禁止比特币挖矿后,全球挖矿格局发生剧变：算力从中国向海外转移，美国、哈萨克斯坦、伊朗等地成为新的挖矿中心，国内矿工或选择出海，或转型其他算力业务（如AI训练、数据存储）。
这一政策也倒逼国内产业“破旧立新”：高耗能、低附加值的虚拟货币挖矿被彻底淘汰；合规的“算力服务”产业开始兴起，如为AI、区块链等提供绿色算力支持，符合国家“东数西算”战略与绿色低碳发展方向。
比特币挖矿在中国的“不合法”，是特定发展阶段下，基于能源安全、金融稳定与产业升级考量的必然结果，从“灰色地带”到全面禁止，监管政策的演变体现了中国对虚拟货币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也凸显了国家对“无风险创新”与“可持续发展”的坚守，对于行业参与者而言，合规是生存底线；对于市场而言，中国政策也再次明确：任何创新都不能以牺牲公共利益、金融安全与环境代价为前提。
